摘要
日本受地缘地理、自然环境以及社会因素等各方面的影响，使得其“耻感文化”尤为明显，同时日本人所表现的那种双重性格，以及日本人所表现的“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等方面的特点是其他各个民族从未出现过的。本文从日本人的婴儿时期的教育，以及日本成年人所承受的压力两方面解读了日本人之所以形成双重性格的原因，并详细描述了日本的“耻感文化”。
关键词：耻感文化双重性格矛盾性格
引言
早在二战结束时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写了一本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特性的书—《菊与刀》。此书实质上是鲁思·本尼迪克特二战后受命于美国政府，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本尼迪克特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说明了日本幼儿教育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原因，并把这种文化称为“耻感文化”。
一、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及其形成原因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中指出，“‘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就是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尚礼而又好斗，爱美而又黩武，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
(一)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1．“菊”—日本人彬彬有礼的特征
在日本，“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的标志，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菊”表现了一种坚忍不拔，奋斗不息的顽强蒸蒸日上前进的一种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发动了令人不能忘记的侵略战争，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特别是战后日本表现出的漠然的态度，更让我们感到无比愤怒的同时，又感到难以理解日本人的内心想法。面对核武器的威胁与中国东北地区的丧失，日本天皇裕仁与内阁开始重新考虑投降。日本帝国在8月 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正式宣布投降。最终的投降书是于1945年9月2日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签署的，此后麦克阿瑟将军开始负责日本的重建。这段时期在日本被看作是美军的占领期。日本由自身的不投降政策，即不惜一切代价反抗到底的做法到后来的投降，并立即对美国表现出期望合作的一种态度，这样一种180度的大转折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日本人的这种表现仿佛让其他民族的人们觉得日本人正试图使得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由暴力好斗转变为善良顺从，并企图希望战争中遭受日本暴行的人们能够原谅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2．“刀”—日本武士精神的代表
日本武士精神，它即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日本武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武士精神的核心内容是：效忠主人，忠诚之上；以武为本，崇拜武道；重名轻死，杀身成仁。
《菊与刀》描写的就是战争中的日本武士，“刀”原本就是血腥、刚烈、尖锐、冷酷、残忍的象征。日本的传统武士就要求必须坚忍不拔，在危险和困难等一切困苦中也要表现的处之泰然。日本武士精神，着重表现在战争中，在日本武士精神这一表现中原本就是将人性忘却的一种冷酷、残忍表现。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这本著作中提到“美国一贯追逐强大，日本则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日本也象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但日本增产运动的基础却在于其独特的前提。他们说，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日本现代战争电影通篇都只讲牺牲和苦难，在泥泞中的行军、苦战和胜负未卜的煎熬、银幕上看不到胜利的镜头，看不到阅兵式、军乐队、舰队演习和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场面，甚至看不到高喊‘万岁’的冲锋，幸存者残疾、瘸子、盲人，家中人集聚在一起悲悼丈夫、父亲，失去了生计维持者，仍然鼓起勇气活下去。”
“武士精神”一味的在日本文化中有所表现出来。但是，如果日本仅是将其“武士精神”表现在一些积极方面则会更有利于日本民族的发展。但是，日本其将这一点更明显的表现在对其他国家的侵略上，将其“武士精神”表现在对外扩张的野心上，这最终导致了日本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滔天大罪。这很明显是文化观念造成的人格的矛盾对立面。
(二)日本人矛盾性格形成原因
1．日本儿童所受的教育
在《菊与刀》中提到，“日本的人生曲线是一根很大的浅底的U字型曲线，日本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直到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这个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期，持续几十年，此后再次逐渐上升。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象幼儿那样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日本婴儿有足够的自由和快乐感，文中提到，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将日本人给婴儿喂奶的习惯和美国人给婴儿喂奶的习惯相比，美国父母让其孩子们知道他们的小小愿望并不是世界上最高的命令，他们规定其孩子的授乳时间和睡眠时间，时间未到的时候，不管孩子怎么哭闹也要让他们等待。不按规定，就会受到处罚。但是，日本父母并非如此。日本儿童可以享受无尽的快乐和自由。幼年和老年时期是一个日本人一生的“相对自由的领地”。
但等到男童十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学习“对名分的信义”。这句话意思就是“义在憎恶受辱”。男孩还要学习一些相应的规矩，那就是“在何种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何种情况下采用间接手段洗刷污名。”对于女童，女孩子必须遵守各种各样的束缚和条件，并且这种义务要求她们直接主动的去承担，而不该由其父母强制性的要求她们去那样做。女孩子所受的是一种不甚严厉，通过平静而坚定的期待，希望女孩子们自己按照要求去生活的一种暗约束，也就是一种无权威的压力。但总体上来说，在日本孩子们刚能听懂人们的语言的时候，就会教导他们(她们)要尊重他人，见面鞠躬等一些简单的礼节，尤其是对自己的父亲，更是倍加尊重。
2．日本成年人的性格特征
上文已提到过了，日本人的一生是一个U字型，日本婴儿接受绝对的自由和满足，到成年之后则会接受压力和规矩的束缚。日本成年人总是会在工作中、生活中等各方面受到家庭和社会的约束，他们总是高度紧张以避免惨败，就像《菊与刀》中所说的那样“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之中。这样的人才是‘知耻’而谨慎的善人，才能为自己的门庭、家乡和国家增光。如此产生的紧张感非常强烈，表现为一种巨大力量，使日本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一大强国。”但是，这让成年日本人承受了非常沉重的压力。日本人这种矛盾的性格，使其为他们所奋斗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以至于他们自愿放弃了各种最基础的自由。
二、日本的耻感文化及其特征
鲁思·本尼迪克特将文化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耻感文化，第二种是罪感文化。日本文化被称为耻感文化，西方文化则被称为罪感文化。日本耻感文化中的“耻”，就是告诫日本人自己不做丢脸难堪的事，即使自己做了错事，没必要去承认错误，就算当面忏悔，也感觉不到解脱，只要日本人认为自己没有暴露任何的不良行为，就不用做忏悔之类的事情，他们认为自我忏悔是一件自找麻烦的事情，是一种自寻烦恼的事情。
日本是一个岛国，一旦遭受到社会、国际的谴责，其本身就会感觉是极大的耻辱，便无立足之地，除非自杀，所以日本也被称为“自杀的王国”。尤其是在二战中，在某些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本人常常不得不从有医院的地点撤退，他们却根本没有在尚有条件时预先转移伤病员的习惯。只是在部队真正执行所谓“有计划的撤退”时，或是敌人已经出现在眼前时，他们才想到采取一些措施。那时，负责的军医往往在临走时，先将伤病员全部枪杀，或是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在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这本书中指出，投降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可耻的，这一观点已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思想深处。从《菊与刀》中，我们忽然明了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不仅不为自己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而认罪，反而会多次祭拜靖国神社的原因，也是日本在中国推行的“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杀，日本731部队将活生生的中国人做为实验品，用于细菌战、化学战等中确至今不肯承认战争罪行的原因。耻感文化已深深的在每个日本人的心中埋下了根基，从而至今，不少日本人还是矢口否认自己对发动侵略中国这一战争的罪责。其主要原因就是日本的耻感文化所引起的。但是，日本人并不能一味的以其文化为借口，而拒绝甚至不断的侵犯别国利益，这一点是各民族，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所不允许的，所不能接受的！
三、结语
《菊与刀》这一名著强烈、清晰的表达了日本人的双重性格，虽然在我们看来日本人的双重性格貌似很难理解，但是不难看出，这两种性格融合在了一起，一个民族的文化对其所属范围的人类的世界换、人生观，以及一个民族的传统社会心理的形成是分不开的。就像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这本书中所写的那样，菊是日本的国花，而刀是日本武士道的象征。这是两种完全特征不一样的事物，分别代表了“柔和”和“刚烈”。这本书还给我们解析了日本的“耻感文化”，但是，如果仅是从这一点上分析日本对华侵略，并不认罪的这一行为，就会显得太极端了。是否我们可以让日本人以其固有的文化特征掩盖了其不正当的侵略行为呢？从这一点上解释，又是否会再次引起日本人的扩张野心呢？ 日本，这一仅有377835平方公里的国家，以何种方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并在如今的国际社会的发展领域以强国自居，其原因何在？《菊与刀》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其“耻感文化”、“等级制度”、“对儿童的教育”等各方面都不得不发人深思。中国有句古话：“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无论你站在高处，还是站在低处去思考日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对日本这个民族进行剖析，更好的了解日本。鲁思·本尼迪克特这一伟大的站在全球前沿去思考的美国当代女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其写的《菊与刀》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对日本的了解，更是一种对自我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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