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苏青从女性琐碎的日常生活着手，用平淡的基调为我们展现出了在新旧交替的社会，不同命运的城市女性形象。女性对生活不公的反抗、对职业的向往、对爱情的憧憬以及出走后谋生的艰难，在苏青笔下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女性的命运让人同情悲叹，同时也触发了人们对现实中女性地位的深思，激励着女性追求自我。本文首先分析了作品中城市女性生存的时空状况。然后总结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类。再次从女性的生活情感、自我意识、职业发展方面探讨了城市女性形象的特点。最后是对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的意义进行评价。
关键词:女性形象，城市影响，困境，女性价值
引 论
作为海派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苏青与同时期的张爱玲相比起来总是缺少一些存在感。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女性形象，人们脑海里总会不自主地浮现出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苏青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未得到相应的重视。学者大多从苏青作品的女性视角，风格特点的角度来研究其作品。研究最多的便是苏青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和苏青的婚恋观。有如孙维在《女性主义视野下的苏青文学婚恋观研究》一文中剖析了苏青的爱情观、婚姻观和育儿观。[1]简要地从地域环境、时代背景以及人物本身的经历等方面分析苏青婚恋观形成的主要原因。杨光祖，寇文静在《苏青散文论》中阐述了苏青散文作品坦率、真诚，富有新时代女性独特视角的风格特色；说明了人生经历对苏青创作风格形成的独特影响。[2]也有学者将其放置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研究苏青独特的现代新女性视野，如彭思《论苏青笔下女性的身份定位》分析了苏青作品中的个人意识、女性意识、知识分子的挣扎。[3]钱丽娜，赵华则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出走——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和苏青小说<结婚十年>比较研究》中，通过分析小说中的女性将苏青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进行对比展开研究。[4]相关研究论文不胜枚举。但对苏青作品中的城市女性生存时空的书写，城市女性形象的类型、特点以及新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还未有充分细致的研究，因而值得分析。
一、城市女性生存的时空书写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各地战乱不断，经济生产停滞不前。上海这座城市依靠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悄然崛起，还获得了“东方巴黎”的称号。庞大的机械生产设备，先进的科学技术，西方现代化思想的涌入，使上海展现出勃勃生机。作为女性作家，苏青在某种意义上担任了20世纪上海城市代言人的角色。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抽象出女性与上海千丝万缕的关系。正如王安忆在《我看苏青》中所说“要找苏青，其实不难找，那马路上走着的一群一伙的女子，都是苏青，苏青不过是比她们凶一点的，当然，苏青还会写文章。”[5]苏青用平实的语调记录下了沦陷区女性的世俗生活，再现了女性与上海之间的纠葛。
(一)新旧文化碰撞的都市
苏青小说作品的时空背景是上个世纪成为沦陷区的上海。在上海这座独特的港口城市，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发生了碰撞。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生活的现代化给上海市民带来了更先进的思想。新的思想新的教学制度在上海悄然兴起，给女子提供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歧途佳人》中窦先生不仅请符小眉给自己的女儿做家教，为了让女儿更好地接受教育还将她送往正规的学校寄宿读书。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思想逐渐瓦解，女子可以走出家门读书。在知识的灌溉下，女性开始有了个体意识，意识到自己不应该是为男性服务的“第二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格的独立，是实现女性社会价值和心理价值的重要基础。女性开始打破传统，追求个性解放。
思想的解放还不足以支撑女性独立，女性要想实现真正的独立就必须在经济方面独立。旧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了男女分工不平等，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女性在社会中找不到出路，只能依靠丈夫生存，无法实现独立。上海工业的繁荣发展，纺织厂等轻工业的出现为女性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女性的谋生道路变得宽广。社会不再是男耕女织的封闭状态，哪怕是身无一技之长的女性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体力劳动来获得经济收入，维持个人生活。有了生活的保障，女性才能摆脱对男性的依赖。《续结婚十年》中，社会的发展为苏怀青提供了工作的客观条件，让她在离婚后可以寻找职业。最后创办了属于自己的报刊，这是她的理想事业。新社会让她可以像男人一样追求自己的事业，让女性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职业让人经济独立，而事业可以让人精神独立。
虽然上海有着西方的开放思想，但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新文化新思想来势凶猛，一时之间上海难以消化这些“破格”的思想，使得上海的文化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女性的解放之路也因此变得坎坷。新思想新文化的到来让女性能张开被捆绑住的翅膀飞向自由的天空，但她们又被封建思想牵制着，如同风筝一般，飞不出去。苏怀青一方面追求自己的人格独立，另一方面又饱含对家庭的渴望，无法实现真正的洒脱。在她们的内心深处，还是很难放弃传统对女性的定义。
(二)战乱带来的生活困境
上海外在的繁华之景与内在的混乱之势形成鲜明对比。在日军的围困下，上海成为了一座“孤岛”。政治局面混乱，物价飞涨，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家庭生活琐事，知识女性在沦陷区生存的不易详尽地体现在苏青的作品中。苏怀青一家靠着丈夫微薄的工资勉强度日。后来，在这乱世之中丈夫失去了工作。家庭收入锐减，在上海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夫妻之间经常因为钱而产生争吵。这样的争吵已经严重到在一次要钱买米的时候，丈夫动手打了怀有身孕的苏怀青。生活的困境让苏怀青一次次忍受丈夫的侮辱，受尽了委屈。
新时代的女性抱着满腔希望走进社会，但不安稳的时代让她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挑战，尝尽艰辛，怎么也寻不到属于自己的出路。离婚后，苏怀青不想接受金总理的十万元支票，但现实迫使她放下自尊。无独有偶，失去了家教工作的符小眉，也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在无法度日的惶恐不安之中，符小眉陷入了史亚伦的温柔陷阱，误入了歧途。她被迫出卖自己的色相吸引客人来家中玩牌，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骗取客人的财物。
上海给女性带来了新生的希望，却又残忍地将女性困在其中。她们也曾拥有反抗意识，可是为了自保不得不践踏自己的尊严。在史亚伦这个附骨之疽消失之后，符小眉只能靠着窦先生的救济生活。随着窦先生的败落，符小眉最终彻底地失去了依靠。为了生存，符小眉又开始了交际的生活，在这浮华的都市之中渐渐地失去自我。在乱世之中，女性不得不将自己放置在弱者的地位，以弱自处，以此来激起男人的同情心获得他们的帮助，这是何等的悲剧。苏青深刻地描绘出了当时女性的生活状况：在经历了“五四”个性解放觉醒后又回归到了传统，女性并未真正地实现独立。[6]上海这个半新半旧的城市，以其特有的形式形成了女性生存的困境；在新旧冲突中，女性徘徊、挣扎、沉沦在都市的漩涡中。[7]
二、城市女性分类
五四运动时期强调“人的觉醒”，尤其是女性的觉醒。在“人权”“科学”的浪潮下，妇女解放运动冲击起一阵阵波浪，掀起了一片新的天空。文学作品中也出现很多女性的形象，但这些形象大多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缺乏对女性现状的描写，丧失了女性主体的意识。苏青的创作是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出发，用自己真实的真实生活体验去创造，她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去观察和感受世界。在作品《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歧途佳人》中，苏青为我们呈现出在男性主导话语权的社会下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
(一)传统的封建家庭妇女
《结婚十年》中苏怀青的婆婆和母亲就是典型的在传统封建社会中失去自我的女性。她们遵守着祖宗传统，以三纲五常为生活准则。在她们狭小的世界里，丈夫与家庭就是人生的全部，自我意识消失。她们不会反抗封建婚姻观念对女性的束缚，把这些束缚当作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认为女性本该如此。在苏怀青婆婆的思想观念里，自己的丈夫就是最具权威的一家之主，总是严谨地遵守着“夫为妻纲”。为了在制作好的棕子里挑出最要紧的那个顶角，她忙活了大半天又端详了许久，最后还是让自己的丈夫来决定哪个是这最好的顶角。至于这到底是不是最好的无人知道，也不会去怀疑。因为“我们俗眼也是分辨不大出来，不过既然是公公挑的，便没人敢反对，一家之主只挑尖儿，还会有错吗？”[8]只要是一家之主挑的，那就是对的。除了独立意识的丧失，在封建思想的毒害之下，苏怀青的婆婆对女性的价值也产生了巨大的认知偏差。刻板地将传宗接代视为女性的价值存在。苏怀青怀孕时，认定这一定会养下一个儿子的婆婆对她进行悉心照料。可当发现养下的是个女儿后，她的热情消失殆尽，生产的房间在她口中也成了不吉利的地方，不愿再踏进。在女儿弥月，奶妈要抱娃娃作揖的时候，婆婆也阻拦道：“她祖父关照过，女孩子用不着拜菩萨了，等明年养了弟弟再多磕几个头吧。”[9]自己身为一个女性却让另一个女性难堪，只因她生出的又是一个女性，无法承担传宗接代的责任。在她的思想观念里，生育儿子是女性天生的使命。在封建社会里，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需要通过生养男孩来实现。
(二)新旧合璧的知识女性
畸形社会产生了一批接受过新思想的洗礼但又被一些封建思想禁锢的女性。她们拥有一定的自我意识，对现实不公的生活有着不满的情绪，希望能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可是残酷的现实环境压迫了她们的主体性，不能让他们如愿地实现自我。她们的婚姻是传统封建礼教的产物，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天赐姻缘。她们也想要反抗，可她们是传统与现代思想共同缔造的女性，总是会被局限在一些旧思想之中。所以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婚姻的时候，即使符小眉百般地不愿意，哭闹不停，最终也还是顺从了母亲的安排。在本该安心读书的年纪举办了婚礼，走进传统的封建大家庭，在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下生活。在《小天使》中，张继杰曾经违抗家人的包办婚姻，不顾一切地试图与自己所爱的人自由相处，最后却只能留下哀叹。这位昔日高举“自由、平等”旗帜的知识女性，在结婚之后变成了一个处处与人争执的粗鄙家庭妇女，毫不讲理。追捧自由恋爱的她却想给自己的儿子定下娃娃亲。在现实环境的影响下，她的心理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始终无法逃脱牢笼。《续结婚十年》中的戚太太年轻时也热爱文字爱写文章，如今却需要一个高高的台阶才愿意投稿，不然有失太太身份。在结婚之后她又沿袭了旧例，成为了有钱家庭中的富贵太太。这些新女性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最终却又回到了原点。
(三)拥有理想的职业女性
在苏青的笔下很少有能完全拥有职业的女性。符小眉的姐姐符眉英便是其中的一个。她是苏青笔下极少与男性产生纠葛的女性，专心地追求着自己的职业。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她一直不肯放弃坚持学习，只为了能摆脱被金钱奴役的处境，能够在社会中独立自主地生活。这是她对生活的反抗，是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她有着女性的自尊自傲，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可最终却是在病床上苦苦挣扎。病痛消磨了她的意志，摧毁了她的骄傲，让她孤独地走向死亡。与结局悲惨的符眉英相比，德国留过学的女博士曾禾医生是幸运的。她像男子一样读书留学，与丈夫离婚后坦然面对新生活。她是完全意义上的职业女性。离婚后，在实现了自己经济独立的同时，还能给予不幸的人向上的力量。她热爱且珍惜医生这个职业，将其视为终生的事业。她实现了自己女性主体的地位，也为大家疏解了女性的焦虑。她实现了女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独立。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预示了娜拉出走后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0]一个勇于出走地女性结局却是如此令人唏嘘。而曾禾医生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打破了女性出走后娜拉式的命运。
三、城市女性特点
苏青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浇筑了自己的真实人生体验。给我们呈现出了在大男子主义社会下，在面对自己不免成为男性附庸品时，不同类型女性对自己命运的不同抉择。她们身上都有着摆脱不了的宿命。有的选择顺从，忍受世俗的压迫；有的选择奋起反抗，向社会规则发出挑战；有的挣扎着挣脱封建桎梏，却无奈地屈从于现实。在她们身上有着不同于传统男性视角下的伟大革命女性形象的特点。苏青的女性形象从精神和物质生活两方面揭示了女性在社会中的真实境况。
(一)面临情感和生活的苦难
现实生活中的苏青有着谋生之艰难，谋爱之不得的苦闷，所以她笔下的女性通常也面临着生活穷苦和感情缺失的双重苦难。《歧途佳人》中，符小眉的母亲当掉自己的首饰供自己的丈夫读完大学。丈夫在毕业后谋得了在政府工作的好差事。一切苦尽甘来，她的生活本应朝着幸福的方向前行，但自己的丈夫却爱上了一个妓女，最后得了花柳病去世。符小眉母亲的骄傲被生活磨平，她曾认为，现在的女孩子只要能够自立自强，就是永远不嫁人也行。但她还是向现实低下了头。她无法供养女儿继续上学，只好让女儿嫁给元泰钱庄老板的儿子。婚姻本该是两人心理和生理的美好契合，生存生活的需要将其变成了谋生的工具。在情感背叛和经济拮据的双重折磨下，符小眉的母亲看清了男人的本质。她深知生活的艰辛，也明白社会对女性的不平等，却又只能是无奈的听从命运安排。
作品中的女性对爱情有着浪漫的憧憬和渴望。苏怀情的心里有着赵云般的理想英雄：粉面朱唇，白绸缎盔甲，背上还插着许多绣花旗帜。[11]自己没有寻找英雄的机会母亲便替她找来了英雄。苏怀青和徐崇贤的感情是属于半自由式的恋爱。他们在结婚前就已相识，随着通信的往来，怀青心中的英雄形象逐渐由带着盔甲插着三角旗的人转变成了穿着白衬衫西装裤的背影。看似幸福的爱情婚姻实际上却是不堪一击。婚礼当天，寡嫂瑞仙的出现打破了怀青对美好婚姻的幻想。她不愿忍受丈夫和寡嫂不清不楚的关系。为了逃离现状，怀青回到了大学继续完成学业。在此期间，怀青遇到了应其民，这才是她梦想中的爱情。可突如其来的怀孕残忍地将这颗爱情种子扼杀在了泥土之中，“两颗樱桃”的爱情没有结果。
婚姻的不幸，没有让苏怀青放弃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她依旧坚信真爱。在谋生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寻求精神上的寄托。这是女性原始欲望地表达。但现实总是残酷的。鲁思纯拥有家室，性格又胆小懦弱，他没有勇气面对自己被苏怀青唤醒的爱情。对于赵瑞国，苏怀青有着精神的爱，可赵瑞国爱的却是她容易怀有孩子的健康身体。她不停地辗转于男性之间，可感情上的空虚之感始终无法排解，到最后也只能发出“在一切不可靠的社会里，还是金钱和孩子着实一些”的感叹。[12]苏怀青始终无法实现幸福的憧憬。《歧途佳人》里符小眉的婚姻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交易。无爱的婚姻难以纾解她空虚的感情。离婚后的符小眉遇见了史亚伦，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只是一种类似于爱情的关系。在两人的情感关系中，符小眉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史亚伦对她更多地是利用，让符小眉违背自己的意愿借用色相来帮他开设赌局，骗取财物。即使知道史亚伦是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符小眉也始终摆脱不了对他的精神依赖。苏青运用了这样的一个悲剧主义的女性形象，传达出女性也只能够在传统和现实之间展现出对于爱情的向往，但最终却要亲手去解构自己内心世界的爱情神话。[13]
(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者
母系氏族结束后，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女性角色逐渐变得边缘化，甚至是被“物化”。几千年来，女性始终被归属为男人的一部分。她们自幼被限制在封建礼教的女性典范之中，墨守成规地接受着《女则》《女训》对她们的思想控制。传宗接代，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就是男权社会赋予她们的最高价值。经过数千年的摧残和压制，女性的主体尊严早已跌到谷底。苏青借用女性自我倾诉的话语方式再现了女性的生命体验及生存状态，展现了女性作为人的生命欲求、女性自我意识的成长与建构以及女性自身价值的失落与追求。[14]
小说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首先体现为对自身价值的正视。苏怀青在生产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了男尊女卑的屈辱。公婆态度的转变，小姑的冷嘲热讽，使她的女性主体意识迸发出来：“我偏不要养男孩，永远不！我要找职业，我要替天下的女孩子们出口气呀！”[15]她喊出了天下无数女性的心声。强烈的自尊让她不愿女性沦为传宗接代生儿育女的工具，希望女性能够追寻自我价值。寻找属于自己的职业便是一条可行的道路。《歧途佳人》的符眉英有着自己的坚持，她十分在意自己读书的机会，努力地完成她的大学学业。她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留校当助教。即使这份工作并不让她满意她也不愿意放弃。因为这对她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她可以在大学里研究学问，可以存钱准备出国深造。在苏青的笔下，符眉英不再将自己的价值与家庭捆绑在一起，有了人的意识，只有在产生了人的意识的基础上女性才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从来不从属于任何人，才能成为一个有别于传统的新女性。
其次体现在对人格尊严的维护上。封建压迫下的女性在家庭中没有立足之地。她们一生都在为家庭劳作，可这种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她们服从于依靠丈夫生活的社会生存规则。在规则的限制下，女性任由自己的人格尊严被丈夫贬损。苏怀青却是一个大胆泼辣的女子，她敢于表达自己不满的情绪。当丈夫抱怨招待客人的麦片做得不好吃的时候，苏怀青生气地同他争论，诉说自己的劳累，并要求丈夫尊重自己的辛苦付出。
长期以来，结束婚姻关系是男性独有的权利，女性只能被动地接受丈夫对自己的宣判。离婚后的女性无论有无过错，总会遭受世人的非议。社会对男性和女性不公平的双重标准，致使女性被困在婚姻的围城里，女性一旦走出家庭就会被视为道德的败坏。苏青笔下的女性勇于扭转婚姻关系中被动局面。苏怀青无法忍受丈夫出轨自己的好友并使其受孕的屈辱，毅然地选择离婚，冲破封建社会对女性“从一而终”的枷锁。她勇敢地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在生活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决然地提出离婚，走出婚姻的藩篱，大胆地和男权社会进行抗争。
(三)具有妥协性的职业女性
苏青作品中的职业女性是不彻底的，具有妥协性。首先，她们进入社会工作具有被动性。苏怀青第一次产生工作的想法是为了逃离结婚后苦闷无聊的生活状况，为了逃避家里复杂的婆媳姑嫂关系，不愿每天在家里面对长相丑恶的妹妹杏英。于是她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份职业——小学教员。但小学教员工作也仅仅进行了三个多月，只因公婆听信小姑的谗言，感到男女混杂多有不便而不愿她再去工作。腐朽的封建道德伦理将女性团团困住，让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变得举步维艰。离婚后的苏怀青和符小眉努力地寻找工作也是出于物质生活条件的需要。出走后的她们失去了经济来源，需要依靠自己工作来赚取生活的资本。符小眉在窦公馆做家教赚取生活费，苏怀青为了工作四处奔波，她们脱下少奶奶的头衔，进入社会工作是为生活所迫。
除此以外，她们的妥协性还体现在思想意识层面，她们并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职业女性。女性在追求事业的时候依然离不开对男性的依靠。中国电影公司编剧的工作不是苏怀青自己谋来的，而是男性友人潘子美替她设法找到的一个职业。这份工作最终因内部斗争而失去。离婚之后又遭遇职业挫折的苏怀青最终不得不把卑微的希望寄托在身边男性朋友的身上，因为“世界是他们的”。[16]在他们的帮助下，苏怀青创办了属于自己的报刊，事业方面小有成就。在艰难的社会处境中，身无所长的符小眉，也只能够向现实妥协，在男性化背景中屈从。拥有知识的符眉英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挣脱命运的束缚。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地做着自己的工作。然而最后还是逃脱不了疾病缠身的命运，为了治疗肺结核花光了全部的积蓄，生活变得窘困。[17]在命运的压迫下一个自立自强的人在生命的尽头竟也发出“如今想起来做女人还是平凡一些好，老老实实的嫁人管家养孩子，这就叫做幸福呀！”[18]的感叹。符眉英用尽一生去追求职业，最终还是认为嫁人才是女性的正途。
她们的内心充满了自我矛盾。苏青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女性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动荡不安的男权社会中立足是很艰难的。她作品中的职业女性总是悲哀的，她们想要个性独立，渴望拥有自己的事业，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最终却不得不向不公平的社会屈服。当女性快要走投无路的时候，苏青总会安排一个不求回报的男性去帮助她们，缓解她们在社会中的困境。金世城赠予了苏怀青十万元支票，窦先生不求回报地救济符小眉。早先她们毅然地从丈夫附庸物的角色走出来，进入社会兜兜转转，又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庸物。[19]为了能在社会中立足，她们再度陷入依附男性的困境之中。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女性的心理变得愈加扭曲和矛盾。正如苏青所说：“十八九岁的娜拉跑出来也许会觉得社会上满是同情与帮助，廿八九岁的娜拉便有寂寞孤零之感，三四十岁的老娜拉可非受尽人们的笑骂与作弄不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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