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言”是冯梦龙围绕市民阶层的各个方面来写的短篇白话小说，被称为明代短篇白话小说的巅峰之作。该小说的商人形象是对明代商人现状的真实反映，也是商业活动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本文从分析商人形象产生的原因、类型和塑造方法三个方面着手，选取“三言”中相应的商人形象并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商人形象综合体现，从而阐述出极其重要的商业文化意义。
关键词：三言；商人形象；塑造方法
The merchant image in the “three Words”
Abstract: As the peak of the “three Words and two beats”, the Ming Dynasty short vernacular novel ” has shaped a large number of vivid businessmen and changed the humble status of businessmen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works.This paper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businessmen in positive and negative businessme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ree” businessmen image change and the meaning of change, using the method of example demonstra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final conclusion “three” businessman image change is due to the merchants in the Ming dynasty social status.
Key words: “three words and two shots”; businessman image; reason; meaning
引言
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关商人形象的塑造，虽然从先秦时期便已出现，但在唐朝以前，文学作品中对商人形象的刻画，一直处于隐而不显的状态；直到唐朝以后，商人形象才逐渐以配角的形式显现，但也是时隐时现的状态；而至宋朝后，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群体的逐步壮大，商人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群体之一，文学作品中有关商人形象的塑造也逐渐增多；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士商关系的互渗，以及受到当时“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商人一跃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并一改传统的“四民之末”形象，以怀仁怀德的崭新形象出现在文学舞台上。“三言”作为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巅峰之作，所涉及的题材广泛，反映的阶层全面，尤其是对市井细民的生活，作品进行了细腻而真实的描述。商人作为市民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作品中占比较重，其中一百二十篇小说中涉及到商人形象的作品有五十多篇，塑造有上百个商人形象，这些形象大都带有主观意识，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三言”中的商人形象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既有贪财好色、忘恩负义的反面商人形象，也有重情重义、自立自强、的正面商人角色，通过反面形象和正面形象的对立面，塑造出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的新商人形象。
一、“三言”中商人产生的原因
（一）明代商业的发展
明朝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通和新作物的引进，人口开始膨胀，影响了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人口总量的增加和土地总量的不变，使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闲置人口，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同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特别是“织机织户”“织布机”。在江南地区的纺织业中，出现大量的手工工场和雇佣工、生产关系也都发生了变化。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自然会对现行的小农经济体系和传统的重农抑商轻商业的国家政策产生影响。除此之外，还有手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分工越来越窄，商品对市场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烈。明朝还建立了完整的交通体系，在交通要道和荒无人烟之地设立驿站以供人们休息。交通的完善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保障，商品得以快速流通。明代水路交通便利，使得海外贸易得以繁荣发展，所以明代的商业市场得到了扩。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提升了原市民阶层的地位。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
综上所述，明朝时期，随着海外交通便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人的商业活动也得到官府的支持，商人地位也逐渐得到了提高。商人地位提高促使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大量描写商人的正是由于明朝中后期经济发展迅速所造成的。商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文学作品的发展。“三言”就是其中的优秀作品。“三言”中可以看到大量关于描写市民生活以及商人的篇目，反映了商人的真实生活。
（二）社会思潮的变迁
自春秋战国时期“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建立以来，商人一直处于“四民末年”，历朝历代都奉行“重农抑商轻商贾”的国策。因此，历朝历代都把农业作为社稷的命脉，把商业作为社会的末路，商人需要被压制，商业需要被抑制。司马公说：“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对商人的形象进行概括。这是由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决定的，因为农民在几亩稀薄的土地上自给自足，商人的地位在社会上无足轻重。
到了明末清初，部分学者提出要突破宋明的桎梏，寻求新的理想境界。以“心外不能，心不能外”为代表的“心不能外，心不能内”，人的本性视为衡量世界的新准则，而不是孔孟的伦理规范，它强调了个体的价值和功能。在此基础上，人们对“义利之争”这至高伦理规范的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如李贽在“义利”论战中有关于“私”论断。他主张“人之私，人之所欲，其所欲，皆有之。”2人们深受李贽“义利之争”的思想影响，原有的思想受到动摇，商人也就开始追求私欲。此外，文人和商贾也逐渐结合，形成了官商阶级。商人们对士人不因贫富而区别对待，尤其在经济生活上给予了寒门子弟足够的帮助。反过来，士人之于商人也体现出社会群体间应有的人文关怀。在经济利益面前，士与商的“联手”同样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商人的商业活动得到文人拥护，文人对商人的传统看法也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商人作为城市居民的主流，慢慢被士大夫阶层所接受。提高了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总之，古代商人的地位很低。明朝初年朝廷通过各种制度，来限制和打压商人，以此降低其地位。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中晚期社会思潮的转变，商人的思想意识的崛起，这时的商人可以进入仕途，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同时随着社会上重商的呼声越来越高涨，统治者也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商人政治地位提高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并非有意为之，但客观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适应了时代的要求。
（三）作者个人的人生境遇
冯梦龙，字犹龙、耳犹，明代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冯梦龙出生于一个专门从事纺织业的“机户”人家，父亲冯伯伦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小意于仕进，冯梦龙作为明代历史上的“学习标兵”，他一直勤奋好学，几次三番科考，无奈结果总是不如人意，直到五十七岁也未能考中举人。多年的科考失利，冯梦龙此时无意于仕进，使得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弃仕从商。
在此期间，他有时间写作，还有机会与市民阶层相处，他的家乡是当时的经商繁荣之地，父亲是中小企业家，所以他有更多的机会与商人阶层接触，从而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能从进步的思想准确的传达商人身上的恶劣行径，也能写出商人身上的美好品质，给予读者教化目的。在文学爱好和商业利润的影响下，与自身的经商才能，以致后来成为一代有名书商。科举的失意，让他用了七年的时间连续出版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冯梦龙的商人家庭背景和他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观看商人的视角，不是自上而下的俯视，而是带着肯定的情感来塑造商人形象的。冯梦龙熟悉商人生活，实而准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观看到的商人形象也更趋于完善。正因为如此，冯梦龙能站在时代的角度，促进了“三言”中这类商人形象的形成。冯梦龙在创作当中爱憎分明地谴责一些商人的龌龊，批判他们的贪婪好色与见利忘利，同时表扬和赞美商人重情重义、真诚友善的美好品质。
二、“三言”中商人形象的类型
（一）按人生经历划分
1、渴望仕途型
由于处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环境与“学而优则仕”思想统治下，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无疑是引发商人入仕心理的根本原因，金钱财富的积累并无法带给这些富商们以安全感，因此一旦经商致富，这些商人便利用多种途径进入政治领域。如《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的富商高赞，选择“饱读诗书，广知今古”的钱秀才作为自己的女婿。在《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王宪将“勤谨读书”的张廷秀选为女儿的丈夫。又如《苏知县罗衫再合》中徽商陶公办义学，让苏知县教“众小儿在内读书”。如《张廷秀逃生救父》张权力求将自己孩子送入学堂接受教育。同时买官制度的盛行也为众多商人提供了入仕的可能。
总的来说，在“三言”中刻画了一系列渴望为官的商人形象，其中高赞、张权、王宪等都在之列。在小说中也可见一斑，其中在婚姻缔结和后代教育上都有一定的体现。很多商人为了获得政治依靠，因此在为子女择偶时，都倾向于与入仕之人永结同好。无论是通过婚嫁、教育甚至是买官制度进入官场，这些商人本质目的仍然在于获得政治权力，这一社会现象不仅是当时中国的真实反映，同时也凝聚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
2、弃儒从商型
明朝中叶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新市民阶层的兴起，社会上出现了“士与农商相混”情况，以及传统农业的转型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让人们开始对“贱商”说法产生了怀疑，对“士”“商”关系进行了思辨，如政治家张居正更是提出“厚农而资商”的观点[6]。“四民”的界限开始模糊，商人的地位得到抬升，士人“以利求生”成风，这对于“儒”与“商”的结合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冯梦龙“三言”中不乏“儒商”形象。如《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中的刘贵，“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到得君荐手中”是“先前读书”的儒生；《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刘奇，“自幼攻书，博通今古，指望致身青云”；《杨八老越国奇逢》中的杨八老，“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弃儒为商；《乐小舍拚生觅偶》中的乐家，“祖上七辈衣冠”，但迫于“家道消乏”不得己而弃儒就贾。从这些形象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具有求学经历，受到过儒家思想的熏陶。
另外这些形象中大都是“弃儒从商”，如上所提人物，刘贵先前读书，后来生活不济，改业做生意；刘奇“不幸先人弃后，无心于此”，放弃读书，开始行商。同样，杨八老也是先读后从商的例子，“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欲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三言”中所描摹的弃儒从商形象，实质上是儒士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商人个体存在价值的抬升的结果。
3、女扮男装型
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商人形象的稀缺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中国女性长期居于有形和无形的封建戒律限制中，但明朝中期以后，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文人思潮涌动，受新思想的影响，人们对于女性的社会存在价值也有一定的改观。从“三言”中经商谋生的女性商人形象即可见。
如《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的黄善聪，她自幼随父在外经商，为行事方便，长期女扮男装，化名为张胜，后来与李英结拜，二人商定由李英出货，黄善聪讨账发货。“黄善聪”虽为女儿身，但行商能力却一点也不输于男性；《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刘芳在刘德夫妇的帮助下埋葬父亲后，为报答恩情，便在刘家店中留下帮忙经营生意。她刻苦努力且善于打点盘算，将刘家生意逐步做大。
自古女不言外，但冯梦龙所塑造的黄善聪、刘芳等女扮男装的女性商人形象刚好与之相驳，展现出了自立自强的社会独立女性形象，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商人地位的提升和泛化，也展现了特定时代下女性思想解放的进步性。
（二）按性格特征划分
1、重情重义型
自古以来，在“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影响下，人们总会以偏见的形式来看待商人，总以为他们只会追求利益。然而,“三言”中出现的一些商人形象却改变了人们的观点，这些商人能够在“义”与“利”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可以为了“义”牺牲自己的利益。
如《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蒋兴哥，恩爱夫妻，终遭妻子背叛，内心矛盾纠结，但他念及旧情，顾其周全，还将钱财赠与妻子，最后原谅了妻子，情意之至。又《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的宋金，宋小官受刘翁的恩情，在船上帮忙，后因为得病被其抛弃，却意外收获不义之财。一年有余重逢刘翁一家，不计前嫌，和好如初。《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小商贩秦重，以卖油为生，辛勤实诚做买卖，以一颗忠厚赤诚的心，打动花魁娘子，最终获得自己的幸福。蒋兴哥的情义之至，宋小官的不计前嫌，秦重的忠厚志诚，他们都是重情重义的商人形象，他们能够在“利义”之间做出取舍，懂得情义大于利益，展现出三言中商人形象舍利取义的优秀品质。“三言”中的这些重情重义的商人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们对于情义的看重大于利益，给予有情有义之人美好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也颠覆了传统文学中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商人形象，体现出三言中商人形象区别于其他文学作品独具一格的一面。
2、自立自强型
在冯梦龙小说“三言”中商人大多都拥有着自立自强的精神，特别是在晚明时期，商业经济日趋繁荣，海外交通比较便利，所以投身商海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使得商业密集的地区出现了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形，这也与传统中安分守己的商业观念是有所不同。商人们勇于开拓市场，四处追求利益。
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蒋兴哥父子常年到广东从事商业，在广东从商时他贩运珍珠、玳瑁、苏木、沉香等物品；在《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的李秀卿与黄善聪二人搭伴合伙从商，他们两个同吃同住、同行同商。俩人大多是卖一些杂货，主要贩卖的是线香，商业活动主要是在南京，江北这一带；又如《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的汪信之，汪信之与自己的哥哥赌气，一气之下，勇敢的离家出走，最终他在一个不发达的地区找到了新的发财之路，从事卖碳、卖铁等商业。
综上所述，“三言”中的这些商人具有开拓商业市场的精神，他们在背井离乡中从事商业活动，从而寻找新的商业市场，有的甚至去海外进行贸易尝试。这些都表现出他们具有开拓冒险、自立自强的商业精神。
3、真诚友善型
关于“三言”中对商人的描写，商人的成功不在于做生意的能力，更在于人品。商人们在坚信靠自己的能力赚钱的同时，还信奉仁义是金、诚信为本，注重经商培育之德。除此之外他们还具有真诚和善良的人性美好的品德，他们不但能够吃苦耐劳，自立自强，而且待人真诚友善。
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写商人吕玉拾金不昧，因而找到了走失的儿子，又避免了妻子的改嫁，一家人骨肉团圆。又如《俞仲举题诗遇上皇》中的孙婆，俞良在孙婆店中耍无赖，孙婆虽然嘴里骂着俞良，却是个善良之人，还送给俞良两贯钱。后遇俞良醉在自家楼下，第二天清早让自己的儿子送俞良回家。在《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塑造了一个名叫“施复”的小商人形象，施复卖布回家途中拾到六两银子，他拾得银子后进行了激烈的心理斗争，最后还是选择归还银子。
作者通过在吕玉、汤婆、施复等商人身上这些故事是要告诉读者，商人固然不做亏本买卖，但是获利与行善并不矛质，一个人如果行义施善，就会得到人们的信任，这实际上就是为自己赢得了一大批忠实的顾客，有顾客的“单单作成”，买卖就会兴隆，获利也会倍增，反之则可能是失利。这些作品虽未摆脱“善有善报”的模式，但它们反映了中下层市民渴望得到真诚友谊的要求。
4、负面商人型
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对商人压制的放松，为他们追求物质享受提供了条件，也为他们的贪财好色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在明末时期就出现了一种“奢侈”现象。这些商人中的败类开始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择手段，毫无底线的践踏社会道德和商业道德规范，贪财好色就成了他们的本性。
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中陈商，陈商是一个好色之徒，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花费金钱买动薛婆婆帮助他诱骗王三巧，他抛弃了在家等候自己的妻子，竟然做下这西门金莲之事，最后死在异国他乡。还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盐商孙富，他是一个卑鄙奸诈，贪财好色卑鄙可耻的商人形象，未见十娘的人，却听到杜十娘的琴声，便有了占有杜十娘的邪恶的欲望。他不惜毁掉别人的幸福，想要得到十娘，设计让李甲卖了十娘。最后，孙富身患恶疾而死。除了贪财好色的商人形象，还有忘恩负义的商人形象，《桂员外穷途忏悔》中桂迁穷途得施济送于祖传枣园救急，桂迁感恩立誓:“某受施君活命之恩，今生倘不得补答，来生亦作犬马相报。”后在枣园中掘出金银，于别处发家，施家败落，投奔于桂迁，他却忘记前恩，不予救助，后遭报家破。
综上所述，在小说“三言”负面商人形象中，有一部分的商人，拥有着大量的财富，但却毫无品德可言。这些商人利用这些财产去无耻的享受。只知道贪财好色，却不知道报答恩情的这些商人，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这正是所谓“善恶终有报，”同时，这也表达出冯梦龙对那些贪财好色的商人，是以一种厌恶的态度来写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地位低下的市民阶层普遍信仰“善恶到头终有报”，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比原先更多的社会财富，不断刺激着他们对社会公平的渴望。而作为市民文学最具典型性特征的“三言”，善恶之报可谓壮观。尤其是对为富不仁的恶惩。不依善道办事，或许可得一时之便宜，于是沾沾自喜，旁人愤愤不平，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些贪财好色、忘恩负义的商人终是自食恶果，得到报应。
三、“三言”中商人形象的塑造方法
（一）语言描写
在小说“三言”中表达人物形象塑造上，冯梦龙采用人物间的对话的语言描写方式，凭借双方人物的对话递接，浮现文本之外的人物特点，将商人的形象立体化，从而展现商人独特的人物性格，以及复杂的人物心理。从而构建商人的人物形象，同时通过他人之语寄之以作者观点。“ 三言”中的每个故事都塑造了不少生动的人物形象，在语言方面运用也颇为生动形象，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对人物的展现富有表现力。
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老鸨在得知李甲钱财散尽，便开始斥责十娘：日逐只将十娘叱骂道：“我们行户人家，吃客穿客，前门送旧，后门迎新，门庭闹如火，钱帛堆成垛。自从那李甲在此，混帐一年有余，莫说新客，连旧主顾都断了。分明接了个锺馗老,连小鬼也没得上门,弄得老娘一家人家，有气无烟，成什么模样。”后来凑的三百两银子交付时却道，老鸨见钱眼开，态度转变道：“事已如此，料留你不住了。只是你要去时，即今就去。平时穿戴衣饰之类，毫厘休想！”通过对老鸨语言的描写，以及语言前后态度的对比，描摹了一个贪财、吝啬、势利的奸商形象。
又如《桂员外途穷忏悔》中王宪初次见张廷秀有希望登科及第，欲意攀亲，所以与张廷秀母亲徐氏对话表现的言善情切：“反不如张木匠是个手艺之人，看他年纪还小我十来年，到生得两个好儿子，一个个眉清目秀，齿白唇红，且又聪明勤谨，父子恩恩爱爱，不教而善。适才完下几件家火，十分精巧，便是积年老手段，也做他不过。只可惜落在他家，做了木匠。若我得了这样一个儿子，就请个先生教他读书，怕不是联科及第，光耀祖宗。”但是当张廷秀身陷官司，王宪见其没有利用价值，便一改态度：王员外怒道：“当初指望你读书有些好处，故此不计贫富，养你为子，又聘你为婿。那知你家是个不良之人，做下这般勾当，玷辱我家。你这畜生，又不学好，乘我出外，终日游荡嫖赌，被人取笑!我的女儿从小娇养起来，若嫁你恁样无籍，有甚出头日子!这里不是你安身之处，快快出门，饶你一顿孤拐。”后来张廷秀中榜后回乡，故意着破旧青衣见王宪，王宪怒斥：“畜生，谁是你的父亲？还不快走。”但是得知张廷秀考的功名走上仕途，王宪再见时恭手以扶道：“贤婿，得罪多矣，岂敢又要劳拜。”作品通过王员外的四次语言表达，写出了三次态度的转变，也写出了王员外唯利是图和趋炎附势。
（二）心理描写
冯梦龙在塑造“三言”中商人形象时，通过心理描写来展现人物深层次的心理活动，刻画人物形象，体现人物性格。“三言”中的心理描写较之以前的文学作品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更加细腻、深入。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来叙述人物活动、表现人物特征等，使“三言”中的故事都十分精彩，人物描写都十分鲜活。
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与陈大郎会面，意外见陈大郎露出的珍珠衫，进而得知妻子不贞。当时他的心乱如麻，“想了又恼，恼了又想，恨不得学个缩地法，倾刻到家。”蒋兴哥懊恼万分，急于揭示事情的真相，但又想逃避现实，怀着这样矛盾的心情，急忙赶回家乡，归途中思绪万千，心中又由不得生出懊悔之意：“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冯梦龙通过对蒋兴哥心理活动描写，展现了从愤怒到自责的心理变化过程，蒋兴哥并没有将责任完全推卸给三巧，而是进行了原谅式的反省。但人性又是矛盾的，对待事物不会有绝对的舍己，就像蒋兴哥在愤怒和原谅之间徘徊一样，最终才有原谅胜出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抽象又符合感情逻辑的心理描写，让蒋兴哥形象变得丰满鲜明。
（三）外貌描写
外貌描写的作用是体现人物性格的特征，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和形象可以起烘托作用。通过外貌描写能看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人物的性格，反映人物在特定环境，特定时期的内心情绪和心理活动，体现人物性格的特征。“三言”中关于商人的外貌描写大多都是以容貌清秀、气质不俗为主。
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通过对蒋兴哥“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的外貌描写，从中表现出商人的“阴柔之美”。其中还有陈商往往追求高雅、精致的装扮，外貌虽不能胜过潘安、宋玉，也犹有“美人”风采。又如《闲云痷阮三偿冤债》中的阮三郎，冯梦龙对其描述为“阮三郎年方二九，一貌非俗，诗词歌赋，般般皆晓”从中展现出商人的才貌双全。在《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冯梦龙就描绘黄善聪“眉目生成清气，资性那更伶俐”。
“三言”中的商人不仅注重外貌的精雕细琢，还注重内在的修养以及素质，他们都追求高雅精致的装扮，同时也饱读诗书、谈吐非凡。从这些商人外貌描写中，能够看出“三言”中商人形象与以往文学作品中的市井气息浓厚的商人是不同的，他们多了些文学气息，外貌上更加清秀。
（四）细节描写
文学作品中，细节是大量存在的，如何认识、分析其细节，领会作者的匠心，是提高文学鉴赏能力的重要方面。小说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使情节的表达更加精彩，人物的刻画更加生动形象。“细节是文学作品中细腻地描绘人物性格、事件发展、社会环境和自然景物的最小的组成单位。社会环境和人物性格的完整描写是由许多细节描写所组成的，细节描写要服从艺术形象的塑造和主题思想的表达，以具体生动地反映事物的特征、增强艺术感染力为目的”。
《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小说对秦重历经重重考验，终于得以与花魁共渡春宵，然而花魁却酒醉时，他的行为的描写，正是运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秦重想酒醉之人，必然怕冷，又敢惊醒他。忽见奸上又放著床大红丝的锦被，轻较的取下，盖在美娘身上，把银灯挑得克亮的，取了这壶热茶，脱鞋上床，捱在美娘边，左手抱著茶壶在怀，右手搭在关娘上，眼也敢闭闭。”当美娘半夜醒来，想要呕吐时，“秦重慌忙也外起來，知他要吐，放下茶壶，用抚摩其背。”“泰重怕污了被窝，把自己的道袍袖子张幵，罩在他嘴上。”待笑娘吐完后，先是“下床，将道袍轻轻脱下，放在地平之上”，“摸茶壶还是暖的”。这一切做完之，“脱下道袍，将吐下一袖的腌，重重里著，放于床侧，依然上床，拥抱似初。”
作者通过秦重这系列动作细节的描写，使得秦重这一人物形象对美娘的爱慕之情农现的淋滴尽致。这样的细节描写对刻画卖油郎这一小商贩形象对花魁既爱慕又自惭形移、既关心体贴又敬重以至不敢褒玩的矛盾心理表现得十分到位。又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在舟中，搜设酒来，欲：；公子小酌，竟未回”的场景，十娘先足“灯以待”，李甲回来后，“十娘起迎，见公子颜色匆匆，似打不乐之意，乃满斟热酒劝之。”李甲自顾上床睡了，她虽“心中不悦”却能够“抱持公子于怀中，软言抚慰”。当李甲和盘托出于孙富的卑劣想法时，杜十娘“放开两手，冷笑‘为郎画此计者，此乃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资，既得恢复，而妾归他姓，又不致为行之累，发乎情，止乎礼，诚两便之策也。那千金在那里?”’
作者通过细节描充分展现了一心一意想要和李甲比冀双飞的杜十娘突然遭到致命打击时那种心死之后的怒火，也通过杜十娘对待李甲态度前后的变化写出了杜十娘贞决果决的性格特点。
四、“三言”中商人形象转变的意义
冯梦龙是一位专注于写市井生活的作家，他的小说里其作品中都是凡人琐事，写平常而不缺趣味的生活，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通过这些生活中的事，反映一些人生哲理。冯梦龙写商人的生活的同时，也不回避生活中的善与恶，在写人性的丑恶缺点时，呈现出正面形象与反面形象的结合面。通过这些商人的形象展示，表达出作者对商人和支持商业活动的肯定。最终也表达出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并且促进了明代社会体系价值体系的转变。
（一）商人地位的提高
明代末期和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推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市民阶层，也纷纷兴起，推动了人们转变对于商人的看法。地位高的士大夫开始为商人说话，同时打破了传统的士农工商阶级制度，使得商人可以与士大夫相谈甚欢。商人们可以通过婚嫁、教育甚至是买官制度进入官场，从而获得政治权力。“儒”与“商”的结合，也进一步提高了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们善于寻找规律和总结经验，所以儒士行商时，能很快的熟悉市场，发现市情变化，然后准确的预测市场需求，抓住机会获取利益。“儒商”们将所学的儒家道德训诫融入商业活动，讲求诚信，重情义，勤勉有志，行事有法有度，与传统的重利轻益，寡情薄义的商人完全不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女扮男装的商人，她们虽为女儿身，但行商能力却一点也不输于男性。展现出了自立自强的社会独立女性形象。冯梦龙所塑造的这些女性商人形象，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商人地位的提升和泛化，也展现了特定时代下女性思想解放的进步性。因此，这些的转变和发展下，从而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如《张孝基陈留认舅》中说道:“士子攻书农种田，工商勤苦挣家园。世人切莫闲游荡，游荡从来误少年”、“农工商贾虽然贱，各务营生不辞倦。从来劳苦皆习成，习成劳苦筋力健”、“春风得力总繁华，不论桃花与菜花。自古成人不自在，若贪安享岂成家!”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商人们不用在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卑。人们开始认为商人是正常的职业，他们可以进行正常的经商活动，商人不用在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卑。冯梦龙在小说中的这些观点，表达了他对于商人地位的认同。这一切也都表明明代商人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对商业活动的认同
中国历朝历代都强调重农抑商，强调“农业是基础，商业为最后”，而在冯梦龙的小说“三言”当中，商业和农业并重。其中商人的形象大都以正面形象出现，这一切都依赖于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相关的观念开始瓦解，二是城市经济的繁荣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商人们进行正当的经商活动，而不是走什么歪门邪道。他鼓励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甚至把商业活动获取的利益与科举考试的地位相媲美。在描写“三言”中的商人形象时，展现了商人的众多商业活动和商业的经营理念。这让全国大多数农民稳定的社会价值体系发生转变，也表达了作者肯定商人和支持商业活动的观点。使人们开始对商业活动产生了认同，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结论
在冯梦龙的小说中，故事总是娓娓道来，在错综复杂的命运交错中写出具有正面形象和反面形象的商人群体。综上所述，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商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商人也开始被人们慢慢接受和认同，人们也开始追寻商业带来的好处。商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文学作品的发展，其中“三言”作为明代白话小说的巅峰之作，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使得商人的形象能够以多方面，多角度来进行展现。同时也表达冯梦龙对与商人地位提高的认可。本文主要通过从明代商业发展的趋势，农本商末思想的影响，作者个人的人生境遇三个方面来探寻其人物形象形成的原因，其中，主要从人生经历，性格特征二个方面来分析研究商人这一人物的形象类型，其中按人生经历划分的有：渴望仕途型、儒从商型、女扮男装型等各种人生经历的商人，按性格特征划分的有：贪财好色型 、重情重义型、自立自强型等各具典型性的商人形象，然后讲述塑造商人形象的方法。最后从商人形象的转变的意义来总结明代商人这一人物形象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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